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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大越立朝一百七十年以来，在黄河下游一直都没有实际的征募数以万计、十数万民夫去修筑大堤，约束其在河北平原上的流向，但也不是完全没有相应的意图或设想。
大越立朝之初，由三司修造案掌管水政，之后又独设河渠司继之，永熙年间设都水监治理水利，还设立疏浚黄河司等专门的机构，除了保障黄河中游河道的治理，但同时对下游的水文地理都有详细的资源留存。
而滑州、魏州等地，位于黄河中游往下游过渡区域，其土质松软，水患频发，却又因为属于大越注定重视的重镇藩屏之地，是必定重视水患治理的地方，朝堂也是在这些地方积累了大量的治理黄河的经验。
汴梁沦陷后，陈居卿、王仲元等一批熟悉河务的官员成功南逃，迄今乃在中枢都水监及工部任事。
因此钱择瑞、刘献等人前往河北、齐鲁行省出领制置安抚使、转运使等职、执掌地方权柄之后，司空府很快就专门设立新的疏浚黄河务司，调工部郎中王仲元等官吏主持，协同河北、齐鲁两省先着手进行滑州、魏州及郓州、曹州境内的黄河大堤修筑事宜。
其时南接颍水、北接汴河的蔡河已经完成修缮，河道复通，从八月下旬、黄河中下游汛情有所减弱之后，上百万石粮食等物资就源源不断的经颍水、蔡河北上，然后经黄河运抵滑州、魏州、郓州、曹州等地。
除了司空府直接征派的两万辎兵外，河北、齐鲁行省还从当地征募十万青壮民夫，入秋之后就率先启动滑州、魏州、郓州、曹州境内的黄河大堤修筑，同时对下游进行地质勘测，确定新的河道，以便在明后年初步修成下游入海大堤。
黄河下游水道固定下来之后，源出太行山东麓，经河北平原入海的漳水、易水、拒马河等河道也要进行疏浚治理，才能令河北水患得到根本性的治理。
绍隆十二年秋冬，位于丹水上游的武关故道也着手进行大规模的修缮拓宽。
武关道又名商山路，最初乃是春秋时期秦楚两国出于相互争夺的需求，利用秦岭北侧的灞水河谷与秦岭南侧的丹水河谷连接开辟而成。
汉唐定都关中，武关道作为帝都连接荆襄地区的国道，一直都备受重视；却是大越立朝定都汴梁，武关道的地位才被削弱。
徐怀既然决意定都襄阳，武关道作为襄阳及南阳连接关中的要津，比绕经河洛走崤函故道进入关中要近上千里的路程，自然也就提升到与郑泌大道、泌鄂大道同等的地位上。
又由于陕州、潼关境内的黄河流段礁石密布、水流湍急，不利行舟，唯有进一步拓宽、修缮武关道，才能源源不断的将粮秣布铁等物资大规模输入关中，支持关中地区的休生养息，支持秦凤、灵武、朔方行营对外征战，更加刻不容缓。
绍隆十二年秋，为拓宽、修缮武关道，一次就征派十万辎兵。
武关道的修缮标准，也是提高到承受五十石重载马车通过的水准。
这也注定原有的那些过于狭窄、险僻的路段，要么就要大规模凿石开山，要么就要开辟新的碎石路，还要架设数十座大小铁桥，工程量自是巨大。
当然，这是必须要做的事情。
关中地区在历经前朝末年长达上百年的战争破坏，人口稀寥、环境恶化，迄至到今日，农耕生产都远远没能恢复。
而今时河中、河洛等地也受到战争大规模的破坏，即便经过一定时间的休生养息，农耕生产也只能满足地方治理所需。
以往大越为保障陕西五路对党项人的作战需求，主要从汾水下游的河中府等地调运粮草，现在就只能从荆襄等地调运，同时每年所需调运的粮食规模不是三五万石，也不是三五十万石，而是三五百万石打底。
仅凭原先那条横穿东秦岭的狭仄险僻的武关道，是远远不能满足如此巨量的运输需求的。
因此前期即便成立秦凤、灵武、朔方行营，司空府也是要求各行营以恢复各地的坞寨防御为主，不主张大规模的军事进攻，也不具备大规模军事进攻的条件。
而一条高规模、碎石硬化的武关道，不仅能令每年从荆襄往关中运输三五百万石的粮食变成现实，同时运输成本也将发生难以想象的下降。
以往武关道狭窄险僻，运输主要依赖人背马驮，从襄阳到京兆府，两千匹驮马辗转月余或许能运输四五千石粮食。
而待新的武关道修成，两千匹马组成的重载马车队，月余就能运输十万石粮食，运输效率提升之高，可以说是天壤之别。
而待后续通往秦凤路境内的秦凤大道以及通往灵武行营辖域的延州大道修通，不仅将令中枢对边州的控制能力提升到以往远远所不及的水平，同时也能将对河西、河湟、灵武等地的军事拓张能力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地步。
不过，新的交通体系，本质不在于重载马车的发明跟不断改进，而是新式水轮机的大规模使用，使得筑路所需要的天量碎石变得廉价而易得。
就当前阶段，其意义甚至不比沈炼倒焰法稍低。
也因为有此为基础，徐怀才会坚决在新收复地推行行省制，加强地方权柄，而不是切割地方，对地方搞什么削弱制衡。
除了新收复地推行行省制、休养民生，拓修武关道，诸路兵马进入秦凤、灵武、朔方行营恢复坞堡防御体系之外，绍隆十二年冬，徐怀还通过门下中书省颁布《市舶谕令》，在原有泉州、杭州两大市舶司的基础上，新增明州、建邺、润州、秀州、廉州等市舶司，加快对外海路贸易的发展……